章林晓：楼市“限购令”松绑时机各异 总体且行且近

“松绑”时机各异，总体且行且近

“限购”政策在酝酿出台之时，决策层其实就十分清楚其固有的弊端。“新国十条”明确规定，“限购”只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2011年10月27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询问时也说，楼市限购政策是行政办法，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临时性的“限购”措施之所以实施至今迟迟没有退出，一方面与经济的、法律的长效性调控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及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假以时日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舆论或者说民意绑架楼市调控政策有关。诚如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这些年来的楼市调控越来越象政府以民粹的态度迎合公众舆论的胃口。

在过去文章中笔者曾指出，中国许多热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早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上悬河”。按照国际惯例，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在3～6倍比较正常，而中国许多热点城市，这一比例已高达10～20倍。房价由于远超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因此，“限购”政策推出之时，舆论虽然一片非议之声，说什么限购令是“开户籍改革倒车”、“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等等，然而，一旦有地方真的要“松绑”限购，舆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指责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穿同一条裤子”，将“松绑”限购与政府救市挂勾，对此大加鞭挞。经济问题演变成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让地方政府在楼市调控上动辄得咎，不敢轻易行动。

然而，“限购”长期实施所带来的危害是没法回避的。譬如，去年年底，全国楼市分化就已达成共识，即一二线城市房价总体全面上涨，而许多三四线城市存货积压、去化困难，甚至被人称之为“鬼城”，存在崩溃风险；楼市分化的成因，其实就与“限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年“限购”是从一线城市率先开始的，然后才逐渐延伸到二三线城市；相应地，各大房地产企业也从一线城市“转战”到二三线城市，给当时的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带去了非理性的繁荣和供大于求。后来，二三线城市又相继实施“限购”，导致价格信号失真，市场主体无法清楚地研判楼市，供大于求的真相无法被及时发现，“鬼城”也就毫无障碍地出现了。

“限购”短期抑制过度的投机炒作，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有效的，但从中长期看，不但无助于楼市症结的最终解决，反会诱发其他更加严重的问题。松绑“限购”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失真的价格信号回归真实，其代价当然是有可能因此而导致价格波动，但这是价格信号回归真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限购”松绑势在必行，关键是“松绑”时机的选择。楼市成交低迷、房价下行之时，应该是民意反弹压力最小，“限购”松绑的最佳时机。现在，无论是现实还是态势，许多地方楼市降温已日趋明朗，“限购”松绑无疑也将成为普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