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副主任：房地产达历史性拐点 增速还要回落

  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做一个比喻，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40岁，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是一个20岁 出头的小伙子，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而当下的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 美国的20%左右，但中国已40岁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而美国这时已经200岁了。再做个比较，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与日本上世纪 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按麦迪森方法计算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水平大体相当，是11000国际元左右。换言之，日本也是在40岁 左右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在 40岁以后仍会追赶，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

  质量提升是更重要的发展

  新常态下的速度放缓容易引人关注。然而，速度变化是相当表面化的，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后的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质量变化。

  过去分析我国增长模式时，经常指出的问题或弊端是过多依赖投资、工业、外需和要素投入。在过去一两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转 折性变化。具体地说，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出口由过去20%以上的增速降到5%~10%的平台上；要素投入中劳动力 总量开始减少，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正在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增长格局。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质量基本稳定，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例如，尽管仍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但就业形势总体较好，一些地方还有“招工难”的现象。随着经济 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2010年约为80万人，目前则达到了170万人。企业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 开始转变，随着增长速度放缓，行业间、企业间盈利水平出现分化，总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但近一两年趋于稳定。财政收入出现波动，部分地区承受压力较大，但 总体上仍保持了一定增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略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高，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在增长下降 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领域的金融财政风险累积，有的问题较为严重，但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环境压力继续增大，特别是大面积雾霾气候带来 不利影响，但从全国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矛盾和风险集中显露或释放，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以往明显增加。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不少经济体正是在这 一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严重危机。在这一时期，问题、矛盾和挑战比以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更复杂，判断和应对的难度更高。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 经济增长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能够守住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尤其是能够在结构调整、增长质量改善上取得具有 长期意义的进展，实属不易。

  从不同角度看 形势，所引出的结论迥然有异，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新常态下发展观内涵的理解。毋庸置疑，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但不能把发展仅仅等 同于增速。我们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机遇期的内涵和实现途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那种脱离潜在增长水平、风险很高、代价很大的过高 速度，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即使短期内勉强为之，也将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高速增长期后泡沫经济的经历，就提供了反面例证。新常态下的发展更多要 依靠质量提升，其核心是全面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如果不实质性提高质量，即便是较低的速度也难以维持。速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提高质量也是发展，而且是更 重要、难度更大、更具挑战性的发展。速度放缓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提高质量需要实实在在的更大作为，还需要以往未曾有过的新作为。